從局外人到熱門:里德爾能否開啟降息牛市?
原文標題:《里德爾——兩週前「無人在意」,如今已是「最有可能獲得提名」的新美聯儲主席人選》
原文作者:趙穎,華爾街見聞
貝萊德高級主管 Rick Rieder(里德爾)兩週前仍被視為局外人,如今已躍升為市場預測中接替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(Jerome Powell)的頭號熱門人選。他主張適度降息、重視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(尤其是住房與勞動力市場)的實際影響,同時展現出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尊重——這使他成為特朗普政府眼中理想的「金髮女孩」(Goldilocks)人選:立場務實、不極端、具說服力。
據《巴倫財經》(Barron’s)週二報導,特朗普本月早些時候親自面試 Rieder 後表示其「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」。Rieder 與特朗普立場高度一致:明確支持降低利率;更關鍵的是,他強調政策應回應現實經濟痛點,尤其聚焦於住房可負擔性、勞動力流動性與生產率變革等議題,與白宮當前優先事項完全契合。
根據 Polymarket 交易市場數據,截至週一下午,Rieder 獲得提名的機率達 43.5%,大幅領先其他競爭者:前美聯儲理事 Kevin Warsh(29%)、現任美聯儲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(9.2%)、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Kevin Hassett(7.2%)。值得注意的是,特朗普多次暗示希望 Hassett 留任現職,進一步收窄了最終人選範圍。
鮑威爾的主席任期將於 5 月中旬正式結束。白宮發言人 Kush Desai 表示,在特朗普正式宣布前,所有關於美聯儲主席提名過程的報導均屬「毫無意義的猜測」。任何提名人選均須經美國參議院確認程序方能就任。
政策主張:質疑滯後指標,擁抱結構性變革
Rieder 的核心觀點在於:美聯儲過度依賴反映「過去」的通脹數據,卻忽視正在發生的深層經濟轉型。他指出,人工智慧、自動化與物流革新正驅動大規模生產率提升,重塑就業結構與物價動能;然而傳統宏觀指標(如CPI、PCE)捕捉此類變化的速度嚴重落後。他亦強調,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實際影響存在顯著時滯,決策必須更具前瞻性。
法國巴黎銀行(BNP Paribas)分析師指出,Rieder 完全認同美聯儲 2% 的長期通脹目標及其溝通框架,但其經濟展望明顯超越主流共識。他比現任官員更重視生產率提升的規模、持續性,以及其對經濟增長、通脹路徑與勞動力市場的系統性影響。
獨立研究機構 42 Macro 創辦人 Darius Dale 表示:「通脹數據往往在商業週期晚期才觸頂,基於此制定的政策必然來得太遲。」Dale 認為,Rieder 深刻理解當前生產率革命的廣度與深度,也清楚高利率對住房市場與人口流動構成的真實壓力。「委員會最終會映射出主席的性格與視野,」Dale 強調,「在結構性轉型關鍵時刻,我們需要一位真正懂市場走向、懂經濟脈搏的人。」
住房市場:政策落地的首要焦點
住房議題是 Rieder 公開言論中最頻繁、最堅定的主題。儘管近月抵押貸款利率略有回落,但整體仍處高位;自 2022 年美聯儲啟動激進加息以來,房屋銷售、建築活動與家庭搬遷頻率均大幅萎縮,住房可負擔性持續惡化。Rieder 明確指出:高利率直接壓制房屋周轉率,阻礙勞動力跨區域流動,並拖累住宅投資——這些不僅抑制就業彈性,更反向影響物價穩定。
特朗普已將「降低抵押貸款利率」列為經濟政策核心目標之一。Rieder 對住房市場的深入剖析與政策關切,與此戰略高度共振,使其在白宮內部獲得極高評價與政治吸引力。
此外,Rieder 長期關注貨幣政策的分配效應與社會不平等問題。他在 2024 年接受《華爾街日報》專訪時指出:高利率主要傷害借款人、租客與年輕家庭,卻使儲蓄者受益;對低收入群體而言,高昂融資成本造成實質生活壓力,卻未在通脹控制上帶來相應成效。
此一觀點與部分民主黨人士長期批評「加息懲罰弱勢群體」的立場呼應,但 Rieder 的表述始終立足於美聯儲既有政策框架之內,展現出罕見的跨黨派溝通能力與制度兼容性。
從華爾街到華盛頓:一條已被驗證的履歷路徑
Rieder 於 2009 年金融海嘯餘波中加入貝萊德。當時貝萊德收購了他創立的 15 億美元對沖基金 R3 Capital Management。而在此前,他是雷曼兄弟(Lehman Brothers)知名固定收益高管;雷曼倒閉期間出售其持有的 R3 股份,貝萊德隨即接手該基金,藉此擴充其主動型固收投研團隊。
這筆交易成果豐碩。近二十年後,由 Rieder 主導的主動管理固收業務已成長為貝萊德最具活力的板塊之一。貝萊德執行長 Larry Fink 在本月財報電話會議中特別提及:由 Rieder 領軍的主動型固收 ETF 平台,於 2025 年引領全行業資金淨流入。
貝萊德高層早已形成「華爾街—華盛頓」雙軌流動傳統:拜登政府曾任命前 CEO 幕僚長 Wally Adeyemo 為財政部副部長;前永續投資主管 Brian Deese 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;前首席投資策略師 Mike Pyle 更曾為哈里斯副總統提供經濟諮詢,其後重返貝萊德。
Rieder 若獲提名,將首度把這一模式延伸至共和黨執政時期。當然,其金融背景亦將引發利益衝突審查——畢竟其職業生涯高度依賴利率走勢與宏觀環境判斷,而這些恰是央行權力的核心領域。類似質疑也曾出現在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、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等白宮金融出身官員身上。
值得留意的是,Rieder 並非美聯儲「圈外人」。他曾任美聯儲金融市場投資諮詢委員會(FMIC)委員,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來自市場一線的獨立視角與實務建議。
政策轉向空間:現實約束仍存
儘管 Rieder 的觀點迅速贏得市場與政界青睞,但美聯儲整體政策取向仍深受疫情後高通脹經驗所塑造。多位官員反覆警示「過早放鬆」可能導致通脹反彈,顯示鷹派思維根基深厚。法國巴黎銀行分析師直言:美聯儲內部對通脹風險的集體記憶根深蒂固,這將嚴格限制任何新任主席推動政策大幅轉向的空間。
Warsh 雖仍是有力競爭者,但他主張徹底改革美聯儲內部運作機制,引發部分現任及前任官員擔憂;其偶爾淡化市場反應重要性的立場,亦與特朗普重視「即時經濟感受」的施政邏輯存在距離。相比之下,Rieder 的務實風格、市場語言與政策溫和性,更貼合當下政治現實。
Rieder 的快速崛起,本質上折射出一個關鍵轉變:在利率長期高企、經濟信號日益模糊的時代,市場與政策界愈發關注貨幣政策如何與住房、勞動力、生產率等實體變量深度交織。正因如此,他得以從邊緣話語迅速躍入決策中心——並有望在 5 月,正式坐上鮑威爾留下的那張椅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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